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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非鱼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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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立春》:崇高的荒诞或荒诞的崇高  

2008-05-07 20:38:41|  分类: 阅读笔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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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经网专栏

《立春》:崇高的荒诞或荒诞的崇高 - 子非鱼 - 子非鱼

《立春》不是一部让人舒服的电影。顾长卫对时代荒谬的体悟高出了所有同时代的导演
   
1.
  首先,让我们说说那个所谓的理想主义年代。
  关于这个话题,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亲爱的姨父。他是一名内陆省份机械厂的老工人。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机械厂已经倒闭多年。他算内退,拿200多元的工资苦捱了多年,幸好去年终于到了退休年龄,可以拿上千元的退休金相对体面地生活了。
  他们夫妇住在两间老旧的宿舍里。虽然老旧,但是整理得井井有条,使用多年的地板胶总是打扫得极为洁净,几案上摆着精心养护的盆景、绿植,透出主人雅致的品味。
  他不像普通的工人喜欢跟邻居闲唠嗑,他喜欢独自呆着,整理自己的空间。有一次他跟我聊得投缘了,从拾掇得非常整齐的盒子里拿出他珍藏多年的宝贝——有锦旗、像章、技术突击模范的证书等等。那一刻,他的眸子里满是光亮。那是他的理想主义年代,那个年代高扬立场、鼓吹价值,那些证书是对他的才华、努力、追求崇高的价值观的肯定。
  但是,那个年代的崇高光环早已褪去,被权力肯定的东西,早被无声地否定。身边的同事们纷纷外出打工,或者经商,他却坚持在家,默默揣着已被遗忘的崇高命名,在解构的年代里,保持一个顽固的姿势,郁郁独行。
  我想起我的姨父,是因为《立春》,因为那些像他一样追求崇高的王彩玲们。对于他们,你不能施以简单的同情,同情无法拯救过去。只有反思。反思,虽然也无法作用于过去,但是起码可以寄望于将来。
  面对《立春》,我们首先要询问与反思的是:王彩玲们的崇高感来自哪里?该如何安放?又该回到哪里?

2.
  关于《立春》,有影评称,王彩玲无法拥抱正常生活,其价值观混乱,政治不正确。
  这样的评语似乎也适用于几千年来任何一个集权年代有所追求、心有不甘的理想主义者们。
  可以肯定论者一定出生在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后,他应该庆幸自己的生活具备起码的人文价值环境,乃至于他拥有了起码的生活常识。但是拥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实在不值得骄傲,尤其不值得向王彩玲们炫耀。向王彩玲炫耀自己的人文素养,就如同向史前的人炫耀自己会写字。
  没错,王彩玲的理想主义是基于对权力中心的想象,而非对于个人价值与人文价值的不懈追求。
  但是论者忽视了两个大问题:其一,王彩玲们的价值观形成于集权年代,并非自我选择的结果;其二,王彩玲们从集权年代刚刚走出,缺乏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。
  集权的标志之一就是个人价值实现途径的单一。个人价值只有通过权力允许的渠道才能实现,高雅艺术作为附着于权力阶层的艺术形式,尤其如此。
  王彩玲是一个小城的音乐老师,拥有歌唱的天赋。她生活在边缘,却被赋予了超出正常的崇高感,因为她唱的是歌剧。歌剧是一个隐喻,代表她被赋予的不切实际的崇高意识形态。她唱歌剧,也教歌剧,但在她生活的小城,歌剧完全没有听众。她的听众只有学生——像她一样希望通过唱歌剧进军北京文化权力中心的人,还有她通过调去北京的谎言吸引来的追求者。歌剧在集权的制度下,是一种人才选拔程序,而不是什么可以赖以生活的艺术。她的个人价值显然无法在生活中施展,只得向北京——政治文化中心,这惟一的崇高投去谄媚和理想主义的目光。
  底层被赋予了超出正常的崇高使命,小人物被逼迫着伟大,王彩玲的崇高感被不正常地鼓励着。王彩玲不单是那个特殊年代,也是千年以来中国文人所谓投身家国的荒诞化身。王彩玲比那些王权时代投身家国的人更为悲剧之处在于,王权时代尚有底层的价值观,有可以回旋隐居之所,而那个时代的底层,价值观已经被抽空,时代围绕着政治核心在旋转。
  对崇高的追求,任何时代都不缺乏,唯独王彩玲们的追求,在集权时代消失后,又迅速被抛入物质时代,她们的命运格外荒诞。在前一个时代,王彩玲还可以幻想有朝一日自己被“北京”那莫须有的审美权力高层发现,离开这个被架空的底层;在后一个时代,王彩玲只能与各种怀揣过于崇高欲望的人们碰撞,并在碰撞中逐渐清醒。
  王彩玲的悲剧比《孔雀》中姐姐的悲剧更甚。姐姐只是追求自己独特的价值而不得,王彩玲的追求本身就是一场被不当赋予的闹剧。她不断说谎,用执拗的坚持试图证明自己,最终发现她最大的幸福其实是成为一个母亲。
  王彩玲回到一个母亲的角色,就对了。做一个母亲,教养孩子,唱唱儿歌,非常美,非常崇高,也非常幸福。底层价值原本就是这么简单平和。崇高的荒诞必须回归平凡。人们应该真实地生活,而不是被理想欺骗,为理想说谎。

3.
  有人整理了“王彩玲语录”,想为《立春》赋予有趣的商业特征,诸如“宁尝鲜桃一口,不吃烂杏一筐”“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”“我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悬案”“每年春天一来,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”……
  这些有趣仍然无法让《立春》成为一部让人舒服的电影。《立春》不是商业片,不能用商业片的标准来要求它。它是一部难得的优秀文艺片,并且应该留在电影史上。
  顾长卫对时代荒谬的体悟高出了所有同时代的导演。崇高的荒谬或者荒谬的崇高,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流传久远的集权病,即使对当下,也不乏映照。那些用一个梦想统帅所有梦想的人,那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,那些不断使用谴责武器的人,他们究竟为什么相信自己真理在握,你只能暗暗捏着一把汗,希望他们将来不会成为下一批王彩玲。
  从这个意义上说,影片的结尾是一个巨大的败笔。“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”,王彩玲已经走出来了,导演还抱着那个集权时代的梦吗?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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