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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:阳光灿烂的教育孤岛  

2007-12-14 12:02:44|  分类: 踏雪寻梅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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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文发表于《财经》网络版   [2007-12-0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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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:阳光灿烂的教育孤岛 - 子非鱼 - 子非鱼
1937年7月,芦沟桥事变爆发。次年,由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等大学组成的临时大学南迁昆明,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西南联大以“刚毅坚卓”为校训,在动荡时局中为中国保住了“读书种子”。

西南联大和上海,两个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孤岛,前者为人为缔造的乌托邦,后者为特殊势力交锋形成的三不管地带。两个孤岛都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成就,文化与自由的关系由此极大地发人深省

  西南联大是今明两年教育界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。
  这所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大学,由清华、北大、南开正式联合创办于1938年的4月,但是其前身是1937年8月28日成立的长沙临时联合大学,所以今明两年都可算是70周年。
  创办70周年,停办62周年,只是八九年的办学时间,却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神话。师资空前绝后,文科如闻一多、陈寅恪、冯友兰、汤用彤、张奚若、潘光旦;理科如吴有训、华罗庚、曾昭抡……学生也光芒万丈,杨振宁、李政道、殷海光、汪曾祺、何兆武……1948年,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81人,其中联大教师27人;1955年中科院设学部(院士),其中联大师生154人;1994年设中国工程院院士,其中联大学生12人……
  这样的办学成绩,和平年代尚不可多得,何况战火纷飞之际?人们因而觉得需要纪念。先是北大校长许智宏、清华校长顾秉林、南开校长饶子和带头立了一个碑,代表当事人表了一个态,基本上是例行公事,因为5年前这三校也曾共同纪念西南联大65周年。但是今年和5年前不同,一个例行公事引发了无数并不例行的追思,知识界纷纷发表纪念文章,各大报章的纪念报道也比往年更加显著。
  在这些纪念当中,有心人能够读到一种特别的情绪。尽管50多年来,人们一直在问为什么,这一次,“为什么西南联大”的问题叫得特别响,仿佛人们比以往更需要知道,西南联大培养大师的武林秘笈。不过,真正了解中国教育现实的人都知道,与其说这是纪念,不如说是不满,因为不满当下教育现状,所以要用对最好的教育时光的追问来达到督促的目的。换句话说,当下的教育究竟怎么了?这个问题比“为什么西南联大”更牵动人心。但是因为当下不可说,或者说了也没用,人们只好用回忆去填补想象与希望,用回忆去诉求一个理想的教育环境,一个美好的学习时光。
  西南联大确实堪称理想,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理想孤岛,和上海孤岛时期文化娱乐业的兴盛有着微妙的对照。这两个孤岛诞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,前者为人为缔造的乌托邦,后者为特殊势力交锋形成的三不管地带。不管是乌托邦还是三不管,都隐含着其他年代所不可能拥有的人文精神空前自由的境地。两个孤岛比起来,西南联大更加主动,通过以政府为背景的中国主流文化力量的主动缔造,最后获得了最为完满的成就与评价;上海孤岛则因为其自由成因模糊,内涵也过于复杂,孤岛上的文化岛民最后不得不选择去留,选择在历史中的忠奸形象,最近热映的《色戒》,便是一个孤岛故事,所以其中角色难逃忠奸辩论。汉奸有没有文化自由?这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是无法浮出水面的念头。我就此只能提供一个平实描写,那就是两个孤岛都获得了空前的文化繁荣和成就。文化与自由的关系由此极大地发人深省。
  1937年,当联大三常委——梅贻琦、蒋梦麟、张伯苓决定接手联合办这所非常时期的学校时,恐怕也不一定能够想到,这所学校将代表着他们在后世眼中最辉煌的成就。梅贻琦,三常委中的“执委”,是联大教育思想的集中代表,人们现在提起他,不能不提那句著名的关于大学的定义,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”。与“现代化”教育中崇尚的复杂评估体系比起来,这句话简单到人人能懂,因而具有巨大的历史穿透力,仿佛隔着70年光阴便能预见到当下教育中的大楼崇拜征候,以及大楼崇拜征候之下的数字崇拜征候。“现代化”教育关心一切,大楼、论文、学分、学位、研究经费、赞助……唯独不关心人,既不关心教师的授业权,也不关心学生的思考权。不关心人而又要育人,可想而知当下大学教育的人文自由现状。梅贻琦的名言,实际上正是洞察了大学教育中最根本的人文自由主义信念,因而历百年而弥新。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盖起了高楼,而大师却只有死亡,没有诞生,“大师的大学”就更加令人想往,教育的孤岛就更加令人追念。
  许多年前,鹿桥写下《未央歌》,在台岛风行,成为与钱钟书《围城》中所折射的西南联大相映成趣的教育图景。《围城》中所折射的西南联大教授们各怀鬼胎,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,作者有一颗审视的心和一双挑剔的眼;《未央歌》对那个年代则满怀深情,恰如王佳芝与同学们相携走在大雨滂沱的街头,高唱《毕业歌》。与其去探寻哪一个西南联大更符合历史真实,不如说,自由与幸福就是这样复杂的样貌。而尊重人文自由的含义,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并不完美的个性与人文精神。多年后,杨绛先生写了《洗澡》,如果算作《围城》续编的话,则那个时候的《围城》已经慢慢体制化了,来自江湖的各色人等的个人诉求越来越少,面目越来越模糊,而人文精神也就随着狼狈不堪地消逝而消逝了。我们阳光灿烂的大师的教育孤岛,就这样消逝在历史的风雨中。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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